人民日报寒假社论选

因为觉得这种地方放妹子不太好所以…当然选择矢田寺成美啦!

2018.2.27 大数据也可以有温度

最近,美联社盘点了去年美国公司“大赢家”,排在榜首的是亚马逊。在观察者看来,这家积累了大量大数据,对数据分析成熟度远远超过同行的公司,“把技术平台优势运用到了每一个领域”;因为长期保持对用户行为的追踪,它也一直在提供更加卓越的个性化购物体验。“数据就是力量”,如何让数据“开口说话”,为社会服务,再次成为公众热议的话题。

  发端于上世纪90年代的大数据研发,如今早已融入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麦肯锡公司的相关报告指出,大数据将会成为未来创新力、竞争力和生产力的关键基础;“运用大数据进行决策”,也被列入了未来影响人类发展的23项技术变革之一。然而,对大数据发展的“负面性”,近年来不乏反思的声音。

  英国《卫报》分析,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本身就已经变成了可被出售的产品。而在反映人被科技操纵的英国电视剧《黑镜》中,有一集讲的是根据用户的社交网络数据评分,来预测一个人是否靠谱,是否有资格租房、坐飞机。评分高受人尊重,评分低则被轻视,这让许多人不得不疲于应对。大数据所延展出来的种种特性,令它多少显得有些技术性的“冷酷”。

  新技术往往会以其特有的未知性、前瞻性,冲撞我们的心理认知舒适区。人们害怕大数据的发展,会使自己在未来被控制或被替代,这样的担心不能说是多余。据欧盟统计,目前90%的工作都需要人们具备某种数字技能,而65%的欧盟新入学儿童长大后将从事目前尚不存在的职业。不过这一尚处于青年时期的“新技术”,如人类本身一样,是复杂的多面体,因此观察也需要更丰富、多元的角度。

  事实上,没有大数据时的人类社会,组成历史进程的每一个个体,是极易“消逝”的。竹简、纸张被毁,一段历史也许就此被遗忘,至于影像技术,也有被永久消除的可能性。而现在,当个体数据被一一抓取、储存、上传、记录,人们的生活和记忆,就此定格为历史进程中的永恒坐标。

  每5名中国网民就有一人追赶过“韩流”;《舌尖上的中国》播出时,美食类商品的购买高峰从白天变为了夜晚……此前有电商企业推出的“淘宝时光机”,通过大数据分析,清晰呈现了十年来用户的消费状况。诚如网友所言,“大数据骨子里是有温情的”,历史的发展潮流沉淀而来的大数据,同时又在精确地记录和塑造着历史,填补个人情感和记忆消逝的遗憾。这或许可以说明,看似冰冷的数字,一旦和生活相融,也能产生意想不到的温暖价值。

  “一个世纪前,最有价值的商品是石油,今天则是数据”。福布斯网站发表文章预测,2018年将在技术领域开启一个新的时代,大数据不再仅仅是纯技术,会更多应用于管理的过程与实践。这和去年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的主题“发展大数据,扩大影响力”遥相呼应。科技发展的初心是造福于人,摸清大数据的“脾气”“习性”,有效推动其和实体经济、生活方式深度融合,我们才有可能畅享数字红利。

2018.2.26 让特长教育回归纯粹

新学期开学在即,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2018年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明确要求规范招生入学秩序、保障入学机会均等。其中最受各方关注的是,“要逐步压缩特长生招生规模,直至2020年前取消各类特长生招生”和“继续清理和规范中考加分项目,尚未全面取消体育、艺术等加分项目的地方,要从2018年初中起始年级开始执行”的要求。

  这些规定是对此前相关要求的有序衔接和再次强化。近年来,关于减少和规范特长招生的信号持续释放。2014年教育部就曾明确,到2016年特长生招收比例压缩在5%以内。国务院发布意见要求,大幅减少、严格控制考试加分项目,2015年起取消体育、艺术等特长生加分项目……从义务教育阶段入学、普通高中招生,到高校人才选拔录取,均取消或大幅减少特长招生,明确传递让特长教育更纯粹、让招生更公平的信号。

  作为招生考试制度的有益补充,特长生招生一直以来是学生多元化生长、学校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国家培养创新人才的重要途径。在多年实施过程中,该模式也确实对学生的学科特长与创新潜质的培养,对学校的特色和多元化塑造起到了重要作用。但遗憾的是,在优质教育资源不平衡不充分的情况下,特长生招生出现了一些问题。一些人动用财富与人脉资源违规享受政策红利,一些人以招生权进行利益交换,一些地方特长生招生异化为灰色利益链条,扰乱了招生入学秩序,破坏了教育公平。

  而当特长生招生被异化为“入校捷径”后,又加剧了社会的普遍焦虑。不少家庭不甘心望“校”兴叹,被裹挟到特长与才艺培养的洪流中来,最终导致培训机构赚得盆满钵满,家长和孩子苦不堪言。更为严重的是,那些出身寒门的孩子会因为没有财力接受特长教育,在接受教育的最初便已然落了下风。长期以来,尽管国家下大力气为寒门学子创造机会,帮助他们有机会走入知名高校,但 “出身越贫寒,所受教育越薄弱,成功的机会越小”的“下沉螺旋”依然存在,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当起点公平被破坏,机会公平也就会受到影响。

  从这个角度来说,取消各类特长生招生,也是从起点上守卫教育公平,旨在让教育的环境更清朗,让教育的心态更平和。当然,取消特长生招生不等于取消特长教育。相反,在取消特长生招生之后,如何科学引导有学科特长与创新潜质的孩子自由发展,尤其是在“新高考”综合素质评价的背景下,如何对孩子的个性化特质给出科学评价,是基础教育必须攻克的难题。在更公平的起点上、更透明的规则下、更规范的秩序内,有针对性地呵护每一个孩子的潜力和创造力,打破流水线式的人才培养,为孩子的多元发展以及国家创新人才的培养提供最坚实的保障,未来,也还需要每一位老师做深入探索和大胆实践,更需要评价体系的科学引导。

  我们常说,教育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教育致力于让每个人都能成为更好的自己。期待在特长教育回归纯粹之后,教育起点的公平得以守卫,教育能真正变成一件快乐的事。

2018.2.23 “门票寻亲”助力团圆

近日,河南开封中国翰园春节庙会的一张“寻亲门票”引发热议。相关门票背面贴着丢失儿童照片和相关信息,并鼓励游客拍照发至朋友圈,旨在让孩子多一条回家的路。有人质疑“有商业噱头之嫌”,有人则觉得“值得推广”。总之,这张门票,收获了不一般的传播力。

  寻亲者,渴盼的就是这份传播力。类似方式有商业成分,但也应正视其中的公益性作用。曾经,就有厂家推出印有失踪儿童基本信息的矿泉水,帮失踪儿童家庭寻亲。尽管受制于地域和活动持续性,效果未必立竿见影,但多一分努力就多一分可能,“一传十十传百”的扩散力为一些家庭增添了希望。更重要的是,它拓展了公益寻亲的思维和实践,激发人们善用有意义但被忽视的媒介,拓宽孩子回家的路。

  换个角度说,类似举动屡屡能够成为“新闻”,恰恰说明时下公益寻亲的途径仍然不够充分。无论是找回失踪儿童,还是走失老人,多给公益创新一些空间、一份引导,社会善意就有了更坚实的基础。万家团圆之际,一张门票若能助人团圆,善莫大焉。

2018.2.23 正视媒介变革 重建深度阅读 ——为什么“死活读不下去《红楼梦》”

由于阅读习性改变,长篇小说正在失宠。如果真有一天把《红楼梦》这样的经典打入“死活读不下去的书”之列,那于中华民族璀璨文化而言将是无可挽回的损失。在浮躁时代养成大众阅读耐心,对改善社会阅读生态乃至整个文化生态,无疑十分必要,应当从文化强国建设高度予以重视并行动起来

  今天,我们正面临人类历史上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文化形态。人们赋予它许多称谓——“媒介文化”“信息时代”“高科技社会”“后工业社会”“消费文化”等。不管怎样称呼,有一点显而易见,那就是一种新阅读文化正趋形成,人们的阅读习性随之而变。

“超级注意力”难以专注于单一目标

  记得5年前某出版社做过一个网络问卷,调查“死活读不下去的书排行榜”,结果匪夷所思,第一名竟是《红楼梦》!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悉数在列。我想这个问卷结果20年前绝对是不可想象的,为何读者不再有耐心阅读《红楼梦》这样的鸿篇巨制呢?2015年发表的一份阅读报告用数字描述阅读生态的嬗变:数字化阅读方式接触率已高达58.1%,而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只有4.56本。一边是没耐心读长篇,另一边是越来越多数字化阅读,两个现象之间有无关联?

  国外一些研究揭示其中可能的关联。曾任加州大学教授的海尔斯对美国大学生阅读做系统调研,发现“M一代”(即“媒体一代”)正在形成一种全新阅读习性,它呈现为一种越来越流行的“超级注意力”,那些学文学的大学生也不再热衷于阅读长篇小说。这一研究揭橥一个新发展趋向,公众阅读正经历某种转型,从传统“深度注意力模式”转向当下“超级注意力模式”。前者特征是长时间专注于单一目标,对单调状态有很高耐受力。此种注意力模式过去很常见,它就体现在纸质书籍阅读特性之中,可称之为“沉浸式阅读”。

  近20年来情况骤变,智能电子设备等技术新发明大量出现,深刻改变人们的信息接受方式。比如玩电子游戏,屏幕画面每秒都在发生变化,使人颇感刺激;再比如上网浏览,新信息和链接即时跳入眼帘,庞杂多样的信息流动眼花缭乱,令人兴奋。海尔斯发现,超级注意力有4个突出特点:第一,认知焦点同时在多个目标间不停跳转;第二,偏爱丰富多样信息流;第三,追求有强烈刺激性的信息;最后,无法忍受单调沉闷的认知状态。她描述一个场景,一个大二女生在读《傲慢与偏见》,她10岁的弟弟在一旁玩“飞车大冒险”电子游戏。别看年龄只相差10岁,可他们却是完全不同的两代人,因为他们之间存在着“深度注意力主导”与“超级注意力主导”的巨大鸿沟。

  如果我们从海尔斯研究结论出发,细心审视中国当下社会和文化,可以深切感受到我们的阅读文化正在经历一个巨大转型期。一种新的阅读文化正在形成,与之相伴的某种阅读新习性正在左右人们阅读。可以用如下几个字来概括这种阅读新习性:快、短、浅、泛、碎 。“快”是时间概念,意指慢读已不再流行;“短”是空间概念,意指短篇作品更趋流行,长篇巨作不再受读者青睐;“浅”是理解行为,阅读不求深解只求了解;“泛”是信息接受方式驳杂,如古人所言读书“博而不深”;而“碎”则指阅读信息关联性阙如,各种破碎无关的信息纷至沓来,将读者淹没在信息汪洋之中。

  不仅普通读者如此,专业读者的专业文献阅读也出现一些相同趋向。有统计研究披露,很多专业读者往往只读一个文献的前三页,他们对文献的引用有46%只限于文献第一页,23%的引用限于文献第二页,77%的引用来自于文献前三页。

人类正从印刷文化转向电子媒介文化

  我们不禁要问,造成今天阅读文化嬗变原因何在?

  时下工具理性盛行,价值理性衰落,纯粹阅读兴趣已被各种功利实用阅读所取代,社会文化浮躁是一个重要原因。具体而言,阅读载体提供“超级注意力模式”形成的技术条件,从电子阅读器到电脑阅读,从iPad阅读到手机阅读等,新的阅读设备提供更为多样和更为有趣的阅读方式,使阅读变成“悦读”,暗中“引诱”人们不断“刷屏”。

  电子文本不同于单调纸质文本,是“超文本”,它有多重链接、分叉选择和非顺序性等特征。“多重链接”指原文本与诸多副文本密切关联的网状结构,在阅读原文本同时,可链接许多其他副文本,改变了一个孤立文本的静读,进入无限可能的信息丛林;“分叉选择”指阅读选择多样性,电子阅读无一定格式,这是多重链接必然产物,所以新的阅读方式往往是发散的、离心的,充满偶然性和可能性,有趣得多、丰富得多;“非顺序性”是指,电子阅读不同于纸质阅读的线性逻辑,它是跳跃性的,甚至非理性的,这不仅是认知对象特点,亦是主体认知方式特征。

  历史地看,人类阅读文化经历几次重大转变。一次是从口传文化向印刷文化转变,这是传统文化向现代转变的重要关节。今天则正在出现另一个转变,从印刷文化向电子媒介文化嬗变。比较来说,印刷文化所孕育的是一种沉浸式阅读,其认知模式是深度注意力;而电子媒介催生一种全新浏览式阅读,它所建构的是超级注意力模式。浏览式阅读在不同对象间切换转移,无法忍耐阅读单一文本时的长时间单调。这颇有些像人们的美食体验,品尝美味佳肴之后,对粗茶淡饭便难以忍受。同理,习惯于浏览式“悦读”之后,对单一文本的长时阅读便会感到乏味而难以持续。

  进一步,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得更开阔一些,不难发现超级注意力认知方式已经成为当今信息接受的普遍方式。各种短小信息形式的流行最能说明问题。比如,为什么今天散文比其他文体更受读者青睐?一个重要原因是,散文短小精悍不拘一格,恰好顺应今天超级注意力所建构的阅读习性。再比如,各种读本、文选流行,究其缘由,恐怕也是因为其内容丰富、篇幅不长而避免了单一、单调。微博取代博客又是一个例子,微博百多字限制不只是篇幅容量指标,更是人们阅读习性变化风向标。微信、短视频风行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这一变化。

从文化强国建设高度重建阅读习性

  毫无疑问,便捷的电子阅读有其明显优势和特长,今天要拒斥电子阅读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它已经或即将成为阅读主导形态。当前亟待思考的问题是如何扬长避短,切实改善阅读生态,在浏览式阅读盛行的时代重构人们沉浸式阅读的习性。

  我觉得首先要从青少年抓起。青少年是电子媒介文化“原住民”,生在高度数字化媒介情境中,乐于尝试和接受新事物,又很容易成为新文化弄潮儿。因此,在青少年身上有意识地培育沉浸式阅读尤为重要,良好阅读习性会影响他们一生。需要从娃娃抓起,有目的地通过阅读训练科目使青少年对超级注意力模式的局限性有所体认,对电子媒介文化具有自觉批判理性。

  提倡为读而读的价值理性,制衡阅读工具理性。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早在上世纪初就断言,纯粹出于兴趣、信仰和爱好的价值理性衰落了,而少投入多回报的工具理性则大行其道。对当代阅读文化而言,韦伯预言也同样有效,越来越多的阅读不再出于纯粹兴趣、信仰和爱好,而是出于各种各样实用功利目标,苏东坡“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的境界踪迹难寻。于是,培养公众阅读价值理性,培养为阅读而阅读的冲动,也是改变当下阅读生态一个可能途径。鼓励人们亲近纸质书籍,提倡拥有个人纸质藏书和个人经典书单,并坚持每日静读实践,有助于培养专注力,从而接近本雅明所描述的阅读境界:“真正的藏书者与书保持着最为亲密的拥有关系。不是说书因他而活着,而是他活在书中。”所以“没人比他更有富足感了”。

  由于阅读习性改变,长篇小说正在失宠。如果真有一天把《红楼梦》这样的经典打入“死活读不下去的书”之列,那于中华民族璀璨文化而言将是无可挽回的损失。在一个浮躁的时代养成大众阅读耐心,对于整体改善阅读乃至文化生态,无疑十分必要,应当从文化强国建设的高度予以重视和研究。

  总之,改变阅读生态和重构阅读习性是一个新课题,并无既成经验与模式,目前能做和要做的就是行动起来,并从我做起。

2018.2.26 以“高品质”让电影产业绽放芳华

今年春节期间,中国电影市场异常火爆。实时票房刷新了中国电影市场春节档的新纪录,大年初一还以近13亿元的成绩打破了全球单一市场单日票房纪录。更可喜的是,春节期间的电影不但有高票房,而且多数收获了好口碑。

  “高口碑”赢得高票房,这一现象,既回应了人们对中国电影市场的质疑之声,也对国内电影产业提出了新要求。过去两年,中国电影市场规模增速突然放缓,结束了之前五年年均接近30%的超高速增长阶段。对此,有人疑惑,有人不解,更有人质疑,中国电影市场的发展已经触碰到“天花板”了吗?市场需求是否已经饱和了?拐点是否已经到来?事实证明,答案并非如此。去年的总票房达559.11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3.45%;其中,国产电影票房超过300亿元,占据半壁江山。

  不妨放宽视野,把中国电影市场放在世界来观察。2004年,中国电影票房占世界电影票房比重只有0.7%,远低于当时中国GDP占世界4.5%的比重;而同年,北美电影票房及GDP占世界的比重分别为36.9%和30.5%,两者水平大致相当。某种程度上而言,中国电影票房的高速增长,是具有“补偿性”的,是经济增长到一定阶段,人们对精神文化生活需求提高的一个体现。由此也可以解释,为何在2004年之后,中国电影票房增速持续高于GDP增速。而到2015年,中国电影票房及GDP占世界比重分别为18.5%和14.9%,相比于之前,前者已高于后者,两者关系已经倒转,和世界不少发达国家情况相当。这也意味着“补偿性”发展阶段结束,高质量发展阶段已经到来。

  “补偿性”阶段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市场需求已经饱和,恰恰相反,需求更大。只不过,需求的内容发生了变化。在电影市场的高速增长阶段,人们对观影的主要需求体现在“可获得”上。而随着电影市场的发展,观众的鉴赏能力已经得到了长足的提高,分众化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多的观众希望看到的,不是庸常无奇的普通剧作,而是“高品质”的光影传奇。从这个角度而言,中国电影市场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出现的最大问题,是供给侧和需求侧的不匹配。因此,谁能提供优质的电影供给,谁就能在市场上领先一步。

  提供高质量的电影供给,并非一两家电影制作公司的责任,更有赖于一个良好电影环境的熏陶。可以说,推动电影市场向“高品质”转型,也是市场监管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一方面,应健全知识产权保护机制。知识产权,不仅包括电影放映本身,更包含电影品牌和各类衍生品。事实上,在很多电影市场相对成熟的国家,比如美国,票房收入只是电影总收入的30%左右,其余主要来自电影形象品牌授权收入。深耕电影产业链,不仅能为电影产业提供新的增长点,也会鼓励市场主体以更高的标准制作影片、拓展市场,实现电影产业的更新升级。而这,无疑需要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体系。另一方面,也应创造条件,进一步开放电影市场。一来,可以通过进口,直接提高电影供给质量;二来,也能以外部竞争,倒逼国产电影提升质量。充分用好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力量,才能为国产电影产业打通一条通向高品质的升级之路。

  有人曾将“薯片”“芯片”和“胶片”比喻为美国文化软实力三大法宝。这也从一个侧面展示了推动电影产业向高品质发展的重要意义。回应观众观影诉求,把好质量关口,让电影制作回归高品质,国产电影产业必能在革故鼎新中绽放芳华。

2018.2.12 审视“年味”里的文化命题

转眼又要到农历新年,神州大地上涌动的人潮,显示着这个古老节日的活力。然而几乎每年,我们总会听到“年味淡了”“年俗只剩下俗”的感慨。今天的“过年”与过去有何不同?“年味”如何吸纳时代韵味?新故相推之际,其实正是我们传承和创新传统文化的契机。

  历史地看,春节节日内涵是在漫长时间浸润中形成的。作为传统农耕文明的结晶,“年”的最初含意指的是农业的时间标尺,一年就是谷物的一个生长周期。汉武帝时期制定《太初历》,将以十月为岁首改为以孟春为岁首,正月初一过春节的习俗由此逐渐形成。在长达两千年的时间里,春节文化形成了以祭奠祖先、除旧布新、迎禧接福、祈求丰年为主要内容的礼俗和规制,根植进中华文明圈的深层文化认知结构里,凝结成中华儿女的精神根脉。所谓的“年味”,其实就蕴藏在这些过年的仪式感中。

  用比较的视角观之,过年形式和习俗随时代变迁而不断更易。过去媒体资讯不发达,过年的文娱活动仅限于家庭成员之间。1956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听众现场直播了梅兰芳、侯宝林、老舍、巴金等老一辈文学家、艺术家演出的《春节大联欢》,叩开了过年“联欢”的大门。随着电视的普及,央视春晚的文化大餐,又为过年赋予了新的文化韵味。最近几年,从网络拜年、网络联欢到红包大战、集福活动,互联网对以春节为代表的传统节日文化日渐展现出深厚的重构力量。文化创新无止境,在时代大潮中丰富和创新节日文化的新形态,不仅不是对春节的否定,恰恰是春节生生不息的原动力。

  变与不变的辩证法则提醒我们,比传统节日文化面临娱乐流行文化冲击更值得深思的,是如何做好传统节日文化在现代时间体系下的新陈代谢、推陈出新。尤其是伴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与日俱增,整合传承好以春节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成为一项日益紧迫的文化命题。我们应有自信,春节的核心文化内涵薪火相传的趋势不会有改变;我们也应有自觉,只有建构好契合现代文化审美的节日仪式和文化形态,才能告别“年味变淡、年俗变味”的吐槽,让春节一如既往地成为中国人赖以生存的精神港湾。

  传承不易,创新犹难。文化终归是一种深层次的精神追求,当下流行的许多春节娱乐活动,很大程度上还属于“浅文化”。虽然红包大战等新生事物赋予春节接近全民参与性的文化娱乐形式,但在精神文化方面,互联网尚没有增加国人所冀望的“年味”,缺少那么一些令人眼前一亮的文化内涵。网络文化泥沙俱下的缺陷,也增加了文化更新的隐忧。但是,技术演进的影响无远弗届,互联网能带给传统文化怎样的新变,值得我们珍视和培护。

  文化是时间的佳酿,也是我们走向未来的心灵皈依。审视好春节这样一场事关每个人的传统节日文化的迭代进程,采撷有助于增进民族文化认同的文化形式、载体和资源,我们一定能在新时代文化自信的托举下,拥抱一个更具开放性和包容性的美好未来。

2018.2.6 建筑要有人文之根

最近,中国某地模仿法国风格建筑的小镇在网上热传。大到埃菲尔铁塔,小到路灯、雕塑、植被,让人真假难辨。有网友直呼,和巴黎相比,这里就差一条塞纳河了。

  这一现象并非孤例。据统计,中国至少已有6座“凯旋门”,10余座“美国国会大厦”,3座埃菲尔铁塔……徜徉其中觉得很“洋气”,“摆拍”出来像置身异域,让人不出国门就能体验世界风情。这些建筑的出现,固然有其出现的土壤,但“全心全意搞山寨”,总归是附在别人文化表层的一贴“狗皮膏药”。法国的巴塔兰克剧院作为当代音乐史上的圣地,建筑虽也融合了中国元素,但并没有因此而丢失自己的文化属性,而恰恰是因为其承载的巴黎文化,使之屹立150余年仍魅力不减。反观国内的一些高仿建筑群,哪怕是被冠以“中国的巴黎”“东方佛罗伦萨”,做到极致也不过是赝品,失了本国本土的文化精神,有皮没瓤。

  事实上,中国的建筑风格从来都是兼容并蓄的,并不一味拒绝“洋建筑”,关键在于如何在借鉴的过程中,呈现出建筑的文化主体意识。比如,北京的前门大街,就是一个融合了中西风格,呈现出独特建筑文化、民俗文化积淀的特色历史街区。而人们之所以质疑当下的一些西式建筑热,就在于其舍本逐末、生搬硬套,缺少了对历史的敬畏和对文化的理解。

  与“模西建筑热”同样遭受诟病的,还有“仿古建筑热”。有的地方,本来并没有什么前朝风土,却乐于以古街古巷为名,雕梁画栋,青砖粉墙,小饰品假古董齐出,臭豆腐烤肉串并售。如果前者是对西式风格的盲目崇拜,后者则是复古思维的畸形生长。“从街区历史找卖点,然后找投资,再找规划设计、施工队”的仿古建筑公式,对于西式建筑热来说,同样适用。无论是抄袭西方,还是效颦传统,建筑设计与规划的盲从背后,是对文化根底不自知、对文化传统不自信。

  建筑,既是文化的表现,也是生活的沉淀。每个地方的建筑,都植根于自己的历史脉络之中。千姿百态的开平碉楼,集防卫、居住功能于一体,体现了中西合璧的民居风格;马达加斯加首都族群混杂,马来高脚草屋、非洲木板棚与欧式教堂错落有致,多元才是这里的和谐;而作为中国获得普利兹克奖的第一人,王澍让每一层的每一户都有自己的小院和植物,“出则繁花似锦,入则清净悠远”。房子可模仿,文化难复制,只有立足于“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才能找到创新式融合的思路。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我们的文化与历史,已经给建筑留下了丰富的馈赠。立足文化本体,深挖地域特色,根深方能叶茂。北京如今大力推动中轴线沿线重点地区综合整治保护和申遗,就是因为那是老城的灵魂,中华民族“内和外安”的文化基因、“左右对称”的营城理念、“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都集中体现在这里,在人们记忆中挥之不去。缺了非物质文化的滋养,建筑即使再雄伟也缺少一条脊梁;而有了乡愁和人文的淬火,哪怕穿越千年,安身之所也能成为精神家园。

2018.2.6 包装行业需要“绿色治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包装行业在不到40年的时间里,迅速发展为具有鲜明特征的完整工业体系。2016年,我国包装企业已发展到30余万家,从业人员超过1000万,其总产值达到1.7万亿元,在国民经济42个主要行业中,位居第十四位。无论是生产规模,还是包装品产量与产值,均已跃居世界首位。然而与此同时,我国包装行业的资源耗费和环境污染问题也十分严重。

  据统计,2016年我国纸及纸板生产量达10855万吨,人均年消费量75千克,其中很大部分用于包装;每天塑料袋的使用量高达30亿个,全年超过680万吨;而金属包装材料中,仅易拉罐一项,每年至少消耗100亿只。在包装物中,纸包装制品回收率在25%左右,塑料包装制品回收率只有15%,快递包装废弃物的回收率不足10%。环保部年报显示,全国246个大、中城市生活垃圾在2016年达到18069.5万吨,其中40%为包装废弃物。农村生活垃圾2015年已超过1.75亿吨,其中15%为包装废弃物。治理由包装废弃物引发的环境问题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包装问题的出现有其复杂的现实背景。首先,包装工业作为服务型制造业,具有鲜明的依附性和依赖性。包装物涉及材料、加工工艺、贮运、销售方式和废弃物的回收处理等众多环节,产业链和生命周期长,容易出现顾此失彼的现象。为了追求各自经济利益,各生产企业往往以增加包装附加值作为追求目标,忽视了企业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其次,传统文化中人情面子观念、大众对包装使用的便捷性要求与可持续发展也存在冲突。屡禁不止的过度包装就是其表征。讲求享用的过程方便、简单,不断求新、用毕即弃成为流行的消费心理,刺激了包装消费。

  再次,在包装设计理念层面,尽管从国外引入了绿色包装、生态包装等思想和循环设计、系统设计等理念方法,提出了整合包装设计的概念、原则,但在具体设计过程中,知与行的“两张皮”现象十分突出。设计师往往是围绕企业的利益和消费者的感性需求,片面追求材料和加工成本的低廉、视觉的审美冲击力。

  每一个人都离不开包装,每一个人都会影响包装问题的治理。这就要求对包装问题的治理必须全面覆盖,人人参与,点滴做起。具体而言:一是要充分利用媒体、教材等各种形式从小教育国民,引导他们自觉抵制和拒绝包装污染行为。二是从立法、标准、监管等方面对包装法规、政策、市场和管理体制等进行全面系统梳理和完善,对包装产业链进行刚性规范,对行业、市场和整个国民行为进行约束,确保不留法律空白。三是在提高包装设计人员业务素质的同时,建立包装物低碳、减碳和是否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评价标准体系,将资源消耗、碳排放、循环利用、可降解等纳入包装物的评价范畴,对包装物分类制定详细、严格且具有可操作性的标准。四是发挥国家、政府行政职能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以科技创新带动解决包装用材、设计、工艺技术、储藏运输和废弃物回收利用方式方法等难题。五是通过行政监管和市场调控双重作用,促使包装企业淘汰落后产能,尽快转型升级。六是通过政策、资金投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新型可降解、无害、无污染的包装材料制品,建立包装废弃物回收与处理机构与体制,将包装废弃利用作为对相关部门考核的重要指标之一。

  惟有让绿色理念深入人心,才能推动中国包装业真正实现由大到强,呵护好青山绿水的生态环境。

Author

LittleRewriter

Posted on

2018-02-27

Updated on

2021-0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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