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近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与发展

浅谈近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与发展 ——《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读书报告》

大民族观念的形成与发展

中国和中华的观念自古已有之。溯源至周朝,已有中国概念之产生;司马迁《史记》已经有“中国人”概念的存在。清代满族入关,在顺治年间已经出现了将清朝区域称为“中国”的用法,而在与列强的诸多不平等条约中,已经可以看到China被普遍用在文书中,指代清朝。1871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时,李鸿章就曾同日本进行标题使用“中国”还是“大清国”的争论。

与此同时,民族一词也逐渐普及。民族一词翻译自nation,由德国早期来华传教士郭士立首先使用,但一直局限在民之族类的用法。西方民族一般包括政治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两个层面的含义,而这一点在中国的普及一直较为混淆。1901年,梁启超引入了民族主义观念,提出一方面养成国民的主体性、一方面建设自主的民族国家。由此派生出两种立场:一部分汉族知识分子主张排满、发动民族革命,而另一部分则提倡各民族一体融合、一致对外的“大民族”观念。

这些知识分子大多有着从小民族到大民族的认识深化过程。想要实现大民族,就必须充分的团结小民族,这是许多知识分子的普遍共识。1905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使用“中华民族”一词作为未来民族共同体的名称,开放的看待中国主体民族的发展历史。由此,大民族观念基本形成。

五族共和及其变迁

在大民族观念形成之后,五族共和概念也不断形成。诸多赴日留学生提出要“统合满、汉、蒙、回、藏为一大国民”,形成了五族大同观念。他们已经认识到,国运之兴旺需要满汉融合作为保障。进而,他们提出一种同化概念,认为五族融合需要彼此文化的相互交汇共荣。

在这种风潮引导下,革命党人也演化出五族共和观念。“五族共和”成为南北议和的重要政治信条,同时也是一个广泛认同的政治口号。1912年,黄兴主持建立“中华民族大同会”,标志着革民党人已经将中华民族观念当作普遍认同。同年,袁世凯授意建立“五族国民合进会”,彰显了袁世凯政府的民族整体观。中华民国国号的确立、五色旗的使用和第一首国歌《中国雄立宇宙间》,标志着这种认同达到顶峰。

这一时期的的中华民族观念集中于两个层面:一是要形成一个民族共同体,平等互助、一体融合;二是要反对帝国主义压迫。此时,革命派多集中于狭隘的大汉族主义,而立宪派则对满族的危害性认识不足。二者互补之下,民族观念得到进一步的升华和提升。五四运动后,由于外蒙古独立、巴黎和会等帝国主义势力干涉的事件刺激之下,民族主义逐渐普及。

孙中山和梁启超分别从两个层面对这种民族观念进行了阐释。孙中山的观念从汉族同化论转化为一种以平等为基础的中华民族观念,梁启超则关注于民族自我认同在民族建构的重要意义。在这些概念的推动下,现代民族观念逐渐趋于成熟,但是其强化集中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后。

中华民族复兴观念的形成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以青天白日旗取代五色旗。这一变革,体现出的是从五族共和转向抹掉五族观念、而融合为中华民族的新观念。南京国民政府也始终致力于对此整合。1928年,国民党政府从政治和法律上明确少数民族是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派遣专人前往蒙藏宣化。1929年起国民政府派遣专员在陕西黄帝陵进行祭祖仪式,封黄帝为“中华民族始祖”,全国各民族以“炎黄子孙”自称普及开来。1937年4月5日,国共领导人共祭黄帝,毛泽东留下了“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祀绵,岳峨河浩。”的诗句,这一行为象征了抗战中“中华民族”口号的正统地位。

而九一八事变开始,“中华民族”成为最具有凝聚力和号召力的口号。它超越了党派的界限,超越了民族的鸿沟,将四万万中国同胞团结起来,称为了一种坚决抵抗到底的精神象征。李宗仁曾出版过《民族复兴与焦土抗战》,成为那个时代激扬士气的无数声音的一支。 与此同时,一股“中华民族复兴”的思潮也逐渐传播开来。

李大钊是这一思潮的先锋。他号召,“要在我们的民族史与世界史上表扬显著我们的民族精神。”他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去思考民族问题,但却没有以阶级性否认民族性,是难能可贵的时代先声。但民族复兴的思潮起初却被蒋介石所曲解、利用、扭曲。1933年,蒋介石授意成立“中华民族复兴社”,传播蒋介石个人专政独裁理论,用此动员对共产党的镇压活动。随着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共对民族复兴从反唇相讥到接受认可,与国民党共同推动了民族复兴论的高涨。能够体现出这一观念深入人心的还有当时第一大中间党派——中国国家社会党。他们以中华民族复兴为宗旨,提出了一条和平建国的中间道路。

这一时期的中华民族复兴理论,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当前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攸关的时刻,但与此同时,这也是千载难逢的通过抗战来洗礼积弊、涅槃重生的机遇。在这一历史关头,中华民族的未来要么是走向沉沦和灭亡,要么是走向崛起和重生。二是,中华民族的历史蕴含着走向民族复兴的根本保障,这既是一种民族自信,更是一种客观事实。但我们必须因时制宜,在保持民族自尊心的前提下注意吸收外来先进文化。三是,想要实现民族复兴,必须坚持抗战,上下一心,共谋民族未来。这是一种强韧的精神自觉,是一种本能的自我激励和坚守。

单一性民族之争

前文已经提到,全面抗日战争的八年是熔炼中华民族意志的八年。报刊、小学课本、电台广播、抗战歌曲……这些载体都将民族观念深入人心。与此同时,诸多对该问题展开阐释的著作也如雨后春笋般产生,致力于叙说历史而激发民族意识。在这期间,对于中华民族概念,国民党和共产党都给出过自己的定义。

国民党内部信守单一性民族的概念。前文提到,孙中山认为将五族割裂是一种歧视和不平等,中华民族是一个统一整体。而南京国民政府则将这一理论极端化,认为中国不存在多民族,仅仅存在一个中华民族。顾颉刚是这一理论的急先锋,他曾与费孝通、翦伯赞等人展开论战,论证多民族是一个伪命题。在抗战期间,这种声音占据主流,因为一体化的民族更能激发人们团结一致抗战的决心和意志。

吴文藻则认为应该承认多民族存在的事实,这和政治上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并行不悖。要通过民族区域自治的形式团结统一少数民族,这其实和中共的态度不谋而合。但是这种比较微弱,这和蒋介石的态度也难以脱钩。蒋介石延续和发展了孙中山的理念,坚持“五大宗族是一体”。他把少数民族的分化归为“宗族”,局限在一种血缘关系上,有一点“民族血统论”的倾向,本质是对少数民族的一种不公。

与此同时,另一种声音将中华民族定义为中华国族,而少数民族保持民族这一词汇不变,进而防止民族的多元化与单一化之间的冲突。其典型代表就是孙中山之子孙科。孙科始终强调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并在五五宪章中写到:“中华民国各民族均为中华国族之构成分子,一律平等”。但这一概念也没有被蒋介石所采纳,难以流传开来。1946年底,国民党召开了“国民大会”,各少数民族代表坚持维护自身利益,使得蒋介石被迫承认民族的客观存在性。这一结果实质上是对“中华国族”说的继承。

中共则一直以来采取承认多民族存在、形成一大民族复合体是为中华民族之概念。1939年《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已经写到:“中国是一个由多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张闻天在这一时期,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并列,将“实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中国境内少数民族一律平等”写入二大纲领。

不过,虽然国共双方在中华民族的定义上有所冲突,但是二者在将中华民族作为集体认同的符号、提高民族凝聚力的思想武器这一点上保持高度一致。在1937年蒋介石庐山谈话和1938年毛泽东的《论新阶段》中,这一点得到了充分体现。可以说,正是旷日持久的抗日战争,将中华民族的一体化牢牢印在了每个中国人的骨髓中。

结语

在1948年,叶绍钧等人编纂的小学教材《中国的民族》一书,可以看作对南京国民政府的中华民族观念的官方总结。其结束语这样写到:

“从今往后,包含在中华民族中的各成分,就是汉族、满族、蒙族、回族、藏族以及南方各族,要更能融合,更能团结,化合为真正平等自由的中华民族。”

从晚清到抗战后,这不足百年的历史中,我看到了一个被满族人所统治的、毫无民族情绪的国家,是如何一步步自我觉醒、自我建构,形成一种充满自豪感的民族情思,构成一个丰富而多元的民族统一体。

社会早已今非昔比。中华民族已经能以一种自豪的姿态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然而民族融合却需要一个缓慢的进步过程。对此,我们既不能急于求成,以单一性概念抹杀民族的丰富性;也不能抱有大汉族主义,分裂不同民族,仅仅承认汉族的正统性。要在民族区域自治的基础上,统合各民族文化,共同发展,共同“化合为真正平等自由的中华民族”。

浅谈近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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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tleRewriter

Posted on

2020-05-28

Updated on

2021-0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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